“我听着是很痛快的。”前天午餐时间谈到昨日吴霭仪议员质问特首的话时，一位朋友略带激动地说。显然，他认为煲呔已然被奴化。这位香港朋友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要驻扎北京，他比较不像我认识的其他经常回内地的香港人，对民主自由，他仍保持相当执著的态度。可能因为是中产，有着知识水平和利益立场去理解民主、坚持民主，不像大商人阶层一面倒地依附强权，也不像草根阶层经常借民主为工具要挟政府拨付可怜的津贴和福利。实用主义也好、理想主义也罢，站在各自的立场，为着各自利益而发声，这本身就是民主应有之义。

吴议员质问的事情有关平反look see。对于民主，她显然是执著的。抛开阴谋论不谈，作为压力集团，采取如此立场单一的质问是最符合其目的和利益的。煲呔的回答非常直白（原话未及详查，大意是：各位今天看到祖国的成就则应当知道当年的对错），甚至让我一度怀疑他的政治智慧。我并不相信他是如此埋没良知或者对民主不屑一顾。他的话里有一句“我代表全香港市民的利益”，其实道出了苦衷。在一国两制的环境下，民主议题是香港管治当局天生的软肋，他既不能改变中央政府掌控全国的经济资源并以此为利饵施加软压，也不能充耳不闻民间的民主诉求和民主派义正词严的攻击。在利与义面前，作为特区之首，应该如何选择？说他“见利忘义”没有错，但他说“代表全香港的利益”也不假。他是背负着全香港的福祉，在中央政府的高压下选择了经济利益，用民主的妥协去交换。而站在那个讲台上，北边有胡温的注视，在对look see表态的问题上，甚至模糊其辞、明哲保身的说法都不足以表示政治正确。要争取北边的继续支持，他的话哪里还有回旋的余地？这一天发生的事，大家都没有做错。压力集团应该继续质问，港府高官应该继续在夹缝中做人，只是香港因为民主这个解不开的结在继续隐性分裂、对立泛化。

对于平反look see，左派的说词一直都是“不，为了稳定”，与20年前邓爷爷的那句话一脉相承。平反与不稳定有否必然联系难以预测，但起码在当政者的眼里，平反look see和放行民主就如同纽扣和衣服：没有脱衣服的准备，就不要解开纽扣。然而判定当下的稳定，那是自欺欺人的，那是用了多么低倍数的镜头去看这个社会现实。经济高速增长，但社会财富分到每个基层民众手中剩下多少？国家强大了，外争国权，但有哪个小市民敢说他的个人权利必然得到法律的保障？当个体正义的缺失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时，如何跟民众谈大局、谈稳定？一次征地拆迁就可以令你生活大乱，终日上访而无果，即使你所住的是世界头号强国，又有何干？

孙中山曾经认为国人幼稚、不可当政，故未能推行民主政治，需要“训政”。而这训政，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里被不同的执政党践行到今天。民智未开由谁断定？倘若混乱、衰退的阵痛如黎明前的黑暗般不可避免，那就让她快些到来吧！

维园集会，年年皆有。今年look see，看法不同、心情不同、意义不同，看来会是我的“第一次”。

P.S. 刚才看到的消息，继杭州富家子撞死大学生后，今天广州一少年驾军区车辆狂飙撞死一男童。基于其军区高干背景，网友一致预测其结局：花钱了事。呜呼，能否让这个社会照进一点久违的阳光？倘真如此，男童的父亲做杨佳第二赴死的心都有了。人命遭践踏如此，难道只能仰求天公开眼？

2009年3月4日2点10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议会大厦。鞋码42。

    中国政府终于忍无可忍了，挟裹着“被伤害”的中国人民感情，理直气壮地对佳士得实施制裁。对此，我能想到的形容词只有四个字“恼羞成怒”。本来是无所恼、无所羞的，现在中国政府这样一争、一怒、一裁，成个什么形象？十足就是一个只会本能地利用手上的工具，毫无克制地乱发脾气的婴儿，只有幼稚，并不可爱。

    俗话说“家丑不外扬”。中国政府却是毫不在乎把自己管教家奴的一套搬到国际舞台上去贻笑大方。作为一国政府，尤其是准备着要成为“大国”的政府，在这次拍卖兽首的事件上应该做的、可以做的只有在外交、法律层面动用资源来追回文物。外交上交涉了，人家不买你的帐；法律上申诉了，人家法院也判定了原所有人有完整的所有权进行拍卖。如果我们真的这么急于在这两件“水龙头”上维护民族尊严，就只能暗中托人进行竞买，然后运回来。现在好了，一个“屈尾十”，拿人家拍卖机构开刀，说什么支持拍卖是对中国文物的“二次侵略”，振振有词地实施制裁。人家只是一商业机构，正正当当的经营，我们自己要不回来东西，却硬生生地劫持了道德大义进行要挟、报复。这是何其不带种的行为啊！与其说民族尊严强烈，还不如说骄横跋扈来的贴切。

    不过我是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场闹的，居然还是连续剧。这没过几天，就有位“民族英雄”跑出来宣布了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就是演了回“无间道”，把人家的局给搅了。众多愤青登时为之振奋，忙呼“偶像”、“庆幸”云云。这一招“兵不厌诈”也着实令友邦对吾国的了解更深入了，我们也切切实实地做到了表里如一：不光中国货假，连中国话，也假。

    到此，我也只有一声叹息。官无义、民无信，这无义无信之邦何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何堪崛起振兴之说？

    习副主席一番“三不输出”的陈词，何其从容。然而，或许关键不在于我们没有输出什么，而是我们可以输出什么。满身铜臭的人都不可能用钱买得别人的尊重。同样，中国人要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凭的不是GDP，不是神州七号，不是航空母舰，而是价值观。多少次，我们有否自省，我们“强烈抗议”、动辄摇着民族大旗叫嚣这个，谴责那个，难道全世界都是“亡我之心不死”？中国在可以输出价值观之前绝对不是大国，而那些滥兴民族尊严论、否定普世价值的行径则只会让我们逆道而行。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爽性潑你的賸菜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們笑聲變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死水》，聞一多

    李敖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这样一个人：严侨，严复的长孙，1950年从福建迁到台湾，任当时台湾一中数学老师，与李敖交情颇深。两人相交，虽多有倾诉对国民党治下的不满，但出乎李敖意料的是，严侨竟是共产党人。严侨后來被国民党逮捕，在被捕前，他曾对李敖表明身份，并推心置腹地诉说了下面一番话：

          “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附：《中国加大互联网审查力度》——金融时报中文网，2009-01-05，：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4018

    立法会选举结束，香港这两个礼拜好像一下子安静了许多，莫名地有点失落。别自欺欺人了，我对自己说，其实也就是恢复到正常状态而已。不过我确实挺怀念那段竞选的日子。那时候，早上上班特别“醒神”，因为一路上不断地有人向你微笑，点头，说“早晨”，好像在努力地提醒你“其实你很重要，可能你一直都不觉得……”。如果你有时间，他们会指着他们手上的传单向你诉说这个社会究竟糟糕到什么程度，好像你稍稍表示怀疑，他们的下巴就会惊讶得掉到地上，好像你不把他们选上去，世界末日就会来临……。但是，我还是喜欢我上班的路上长满笑脸，还是喜欢看到他们在我身上发现金子的眼神，还是喜欢做上帝的感觉，所以，我怀念那段竞选的日子。虽然，我并没有投票权。注：我曾经想做个实验，在离那个“请投X号”的笑脸不到30公分的地方说“唔好意思，我无投票权”，然后捕捉他面部0.01秒之间的细微变化。如果我找不出他的笑容有一丝僵硬的话，我就发动所有我认识的选民选他。可惜每天早上我这样在脑里模拟一番之后，我已经走进了地铁站……

    其实香港的选举留给我的印象比那些候选人’s要好得多。台湾人常说香港“有自由，没民主”。以前我对此很不以为然，而且觉得这就算是事实也不重要。香港不是害怕被内地城市追赶吗？香港不是要努力实现经济转型以保持竞争力吗？那么多经济问题没有解决，香港人抱着个“普选”又有何用？但是现在，我对这个命题的看法有了180度的转变。香港应该要有普选，香港人应该竭力争取普选，这甚至比其他任何问题更为重要。在我眼里，香港普选的意义不在于她能产生一位多有能力的执政者，而在于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座价值地标，她的出现将使得平等、公正和法治这些社会核心价值渗透到普罗大众的心中并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不是被慢慢地腐蚀和磨灭。香港是法治之区，法治也正是香港最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但法治并不是靠完善的法律和巧妙精密的制度就能搭建起来的，她更需要人们对法律至上的信仰和笃行作为坚实的承托。今天香港的法治正是在广泛的民众基础上发挥着关键的社会效能，从而凸显香港在邻近区域内的竞争优势。同时，法治观念和民主观念又是有着千丝万缕、不能割舍的关系，两者互为支持，唇亡齿寒。可以预见，如果香港不能在可见的将来及时地在市民中广泛树立起民主价值观和对社会民主的信心，那么，包括法治在内的香港固有核心价值将渐渐退化（很不幸地，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这样的结局是可悲的，不是说香港，而是说整个中华民族，毕竟在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的公民社会状态的征程中，香港是可以发挥很好的示范和探索作用的，是可以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

    香港特区第四届立法会选举尘埃落定，有意料之中，也有意料之外。意料中事包括此届立法会中建制派与泛民主派的强弱对比，基本与上届持平。首先看建制派。在功能组别方面的票源保证下，建制派获得35席，继续把持立法会的多数席位。反观泛民主派，获得23席，虽然比上届减少3席，但仍能稳守立法会三分之一议席，算是保住了安身立命的否决权。

     在总体平稳当中，还是有一些变数。相比四年前，今天香港的总体经济环境算是不错，但急剧恶化的通胀已经在基层累积不少民怨，而双普选问题在四年之后又更显迫切，这些都是任政府官员及建制派议员巧舌如簧也难以逃避的问题，选战中已充分体现。另外，泛民主派虽然在议席总数上较上届少3席，但其23席中有19席来自地区直选，而建制派在地区直选中只得11席。可以预见，将来政府在普选及一系列政制改革的议案中将面对比以往更强大、更尖锐的基层民主派议员的狙击。（怪不得民建联绝口不提取消功能组别选举，试想如果在此社会气氛下实现立法会普选，建制派将受到致命的打击，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人称“富贵党”的自由党这次在直选中全军尽墨，党魁引咎辞职，许多人说是意外（包括田北俊自己！）。其实说意外也不意外，本来通胀高企，罢工要求加薪事件此起彼伏，基层民众中已隐约透出丝丝仇恨大财团垄断利益的“焦味”，加上数月前发生“梁展文”事件，以田北俊为首的自由党态度骑墙，在这次选战中便成了对手“暴炒”的极佳材料。在饭碗不保之下产生仇富情绪固然可以理解，但是“大河不满小河干”的道理没人不明白，“富贵党”直选落马折射出来的集体愤怒，对社会孰福孰祸还是难以说清。

    记得当年大一有一门必修课系“广东改革与发展”，主讲老师系外地人，第一节课就反其道而行，大讲广东人o既缺点，比如迷信啦、讲粗口啦、食埋晒D蛇虫鼠蚁啦等等一大堆，仲好咬牙切齿o甘距左个例子，就系当年距初到羊城，系菜市场唔讲“猪脷”而讲“猪舌（蚀）”，搞到比猪肉佬闹（好明显距讲古仔个阵仲好耿耿于怀，真系阴功）。当时我都好同情距o既，但梗系唔认同呢D恶劣评价啦，加上讲课内容货不对版，于是就集体逃课以示抗议。而家林翻转头，广东地区的确有唔少文化特点同中国北方甚至南岭以北o既南方地区都好唔同，难怪外地人会误解同产生偏见，而我地讲翻起呢D自己特有o既文化风俗就津津有味，其中广州话里面“避讳”就好有意思。

    所谓“避讳”，就系人们由于某D原因而避免系说话入面使用某D字词，改为用其它相关o既字词替代。古代常见o既避讳就系对帝王名字所使用o既字十分谨慎，一旦讲话行文遇到呢D字词就要用近音字或近形字代替。而民间对尊长o既姓名同称呼o既避讳亦相当普遍，甚至直到近现代广东地区仍然保留子女唔直呼父母而改称“叔”、“婶”o既习俗（本人o既父辈亲戚中就有此现象）。姓名避讳容易理解，而广东人对某D事件或事物o既避讳就令外地人多少有D百思不解，甚至哭笑不得。呢D避讳o既源头就系“意头”两个字。广东人似乎对命运有一种天生o既敬畏，深知“祸至不期”o既道理，于是就想用尽一切办法（包括睇风水）黎趋吉避凶，甚至口头上都唔能够比人有唔好o既联想，所以就产生左单纯为o左攞彩头而使用o既避讳喇。呢D避讳通常系将唔好意头o既字换成相对o既反义词，于是人人o岩听、任讲唔嬲o既新词就“灯灯灯凳”o甘诞生左喇（有时真系几佩服广东人，哈哈）。下面就凭住少少记忆，辑录若干常见o既避讳，以飨同好：

1．唔要“干”

广东人以水为财，最忌荷包水干，于是唔少“干”字（或同音字）都被转化成好意头o既字，例如猪肝变“猪润”、萝卜干、豆腐干变“萝卜润、豆腐润”、干杯变成“饮胜”。

2．唔要“输”

 通书（皇历）变“通胜”、丝瓜变“胜瓜”。

3．唔要“降”

 竹杠变“竹升”，相应地，用黎捞米个只就叫“米升”。

4．唔要“空（凶）”

 空屋、空房变“吉屋、吉房”，交房都叫“交吉”；白做一趟叫“运吉”

    另外，茂名、湛江一带因渔业发达，大家唔中意听到“反”字，以免有翻艇之联想，所以距地食鱼食左一半o既时候系讲“将鱼顺过来”而唔系“将鱼反过来”。